香港洗钱罪与虚拟货币抗辩

摘要

2026年7月23日，香港区域法院就“香港特别行政区 诉 肖锐案”（[2026] HKDC 1327；刑事案件2025年第425号）颁布判刑理由书，判处一名37岁原籍中国内地居民总计6年9个月有期徒刑。此前，被告人被裁定涉及64,068,264.32港元的移民欺诈及多层洗钱罪等全部五项刑事控罪成立。

在区域法院暂委法官钟伟强的主审下，法庭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裁决（裁决理由书为[2026] HKDC 1068；判刑理由书为[2026] HKDC 1327）。这些裁决系统性地击穿了围绕“无凭据的父母赠与”、“无法核实的早期虚拟货币财富”以及“非持牌离岸公司外壳豁免”等常见白领犯罪抗辩理由。

本文件剖析了法定框架，评估了法庭严格的量刑基准指标，并为全球财富管理者、家族办公室和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定了可操作的风险规避指南。

1. 法定框架：武器化利用 (a)《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及 (b)《刑事罪行条例》

控方的指控在香港两大主要法定制度下，将移民欺诈与长线法证资产追溯结合起来：

《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OSCO，第455章）

被告人因处理已知或相信代表从可公诉罪行得益的财产，在第一、二、三及五项控罪下根据 《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第25(1)条被裁定罪名成立。根据第25(3)条，该罪行最高可判处14年监禁及500万港元罚款。

Harjani 判例司法测试标准

1. 主观层面：被告人当时实际知道什么事实？
2. 客观层面：任何一个“合理的人”在知道相同事实的情况下，是否必然会相信该资金属于受污染的“黑钱”？
3. 裁决结论：若客观层面答案为“是”，则无论被告人个人如何声称清白，均须承担刑事责任。

法院启用了终审法院在“香港特别行政区 诉 杨家诚案”及“香港特别行政区 诉 Harjani Haresh Murlidhar 案”中确立的双重测试标准。该司法框架巩固了客观标准：控方无需证明被告人对特定的前置犯罪具备实际确切认知。相反，只要交易特征会导致一个“合理的人”必然得出资本受污染的结论，即构成刑事责任。

《刑事罪行条例》（第200章）

第四项控罪系根据第74条提出，指控被告人使用虚假文书的副本。法庭将其与第69条（虚假文书的定义）及第70(f)条无缝衔接，裁定诱使入境事务处基于伪造的银行流水授予签证，构成了明确的法定“不利”后果。

证据基础 —— 《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221章）第65B条

控方通过根据《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221章）第65B条许可提交的证据，确立了建行文件的虚假性，为“环境证据原则”（R v Kwan Ping Bong）奠定了基础。根据该原则，在底层资产无法通过法证手段逐一核实的情况下，法庭可根据整体案情推论犯罪意图。

2. 按时间顺序的事实

本案审讯揭示了一条跨越十年的资金轨迹，将中国内地的官僚腐败直接连通至香港汇丰银行、渣打银行及星展银行的个人账户节点：

[2013年] 伪造建行文件（第四项控罪）

[2014年] 1,000万港元永明金融投资（第五项控罪）

[2016年] 472万港元涉贿存款（第三项控罪） 

[2016-2023年] 地下钱庄分批洗钱（4,934万港元）（第一及二项控罪）

• CIES 投资移民欺诈（2013年–2014年）：2013年1月，被告人利用香港旧版“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CIES）申请居留权。为绕过强制性资产门槛，他提交了伪造的中国建设银行（建行）存款证明书（P6及P7），虚报拥有人民币1,000万元的存款。根据《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221章）第65B条呈交的证据证实，相关账户及印章完全系伪造，第四项控罪罪名成立。该欺诈行为毒化了其随后于2014年3月通过香港永明金融购买1,000万港元基金的行为（第五项控罪）。
• 跨境官吏受贿管道（2016年）：2016年1月至2月期间，被告人的渣打银行账户分四笔收到了来自达迅集团有限公司离岸账户的4,720,067.07港元汇款。获得免予起诉书的证人出庭证实，该笔资金系直接支付给被告人父亲的受贿报酬，用以回报其协助斩获价值逾人民币5,000万元的市政水泵工程。法庭在接纳该证供的同时明确指出，根据客观 Harjani 测试，无需证明被告人主观确切知道该笔款项为贿款，即可裁定其洗钱罪名成立（第三项控罪）。
• 地下钱庄洗钱矩阵（2016年–2023年）：2016年期间，被告人将其渣打储蓄账户作为洗钱节点，分38笔存入29,348,197.25港元，这些存款竟高度集中在短短9天内，源自12间完全无关的公司及12名个人（第一项控罪）。2017年9月19日，被告人利用类似的拆分管道，在同一天内分10笔从8间影子贸易公司向其星展银行账户注入了20,000,000港元（第二项控罪）。

3. 辩方抗辩策略为何全面崩溃

辩方团队试图运用高净值人士常见的财富屏蔽理由进行抗辩，但均被法庭系统性拒绝：

• “母亲经商得益”的虚假抗辩（母親經商得益辯解）：被告人声称数千万现金系其母亲在武汉经营生意给他的合法赠与，由他用私人汽车装在旅行篋内运回家中。然而在交叉盘问下，他被迫承认其母亲真实身份其实一直是一所医院的手术室护士，后转任行政文员。法庭裁定，普通医院文员不可能产生数千万现金或用旅行篋分发公司股息，这严重违背商业现实。
• 无法核实的“虚拟货币获利”抗辩（虚拟货币获利辩解）：为解释星展银行账户内骤增的2,000万港元，被告人声称其将800枚比特币（于2011年以单价低于1美元购入）以2,000万元人民币出售给一名“张先生”。法庭认为，买方在未收到比特币私钥的情况下，预先透过地下钱庄将2,000万港元汇入香港账户，这完全荒谬至极。由于辩方拿不出任何钱包地址、交易哈希或电子账本记录，虚拟货币抗辩被判定为凭空编造。
• 企业外壳防御的失效（Augustine Holdings Limited）：被告人指其离岸公司 Augustine Holdings Limited (AHL) 及其子公司代表其活跃的商业实体。法证审计表明，该集团产生的利润为零，累计亏损高达2,000万至3,000万港元，且与汇入6,400万港元的12间公司和12名个人无任何业务往来。

4. 量刑与刑期拆解

在2026年7月23日颁布的判刑理由书中，区域法院暂委法官钟伟强参考既有的上诉庭判例，确立了移民欺诈和跨境洗钱的核心量刑基准。

判例名称 / 法律相关性与适用

量刑拆解表

核心量刑依据与原则

1. 移民欺诈的阻吓性刑罚（第四项控罪）：法庭强调，CIES计划旨在吸引真正资金流入以裨益香港经济。欺诈行为直接破坏了政府经济政策的完整性和成效，必须判处严厉的阻吓性刑罚。
2. 跨境地下钱庄加重因素：法庭认为，利用地下钱庄将中国内地的资金转入香港个人账户增加了严重的跨境元素。参考 HKSAR v Hui Yau Yick [2010] 5 HKLRD 536，法官指出跨境洗钱损害了香港作为国际银行枢纽的地位，构成了提高阻吓性量刑起点的理由。虽然被告人并非复杂犯罪集团的成员，但他绝非单纯的傀儡/空壳账户持有人 —— 他实际处理了所有资金。第一、二、三项控罪均涉及透过地下网络源自中国内地的资金。
3. 金额量刑基准的应用（SJ v Yeung Kwok Keung）：法庭参考了裁量基准起点：100万–200万港元（≈3年）；300万–600万港元（≈4年）；1000万港元以上（超过5年）。
4. 良好背景减刑与总体原则：因被告人经审讯后定罪，未获得认罪折扣。然而，法庭因其无刑事定罪记录及良好背景，在各项控罪上给予了3个月的酌情扣减。为确保总刑期不过于苛刻，法官启用了总体原则，将总量刑起点设为7年，最终扣减为6年9个月的总刑期。
5. 分期与同期执行的结构安排：法官裁定第三及第五项控罪与第一项控罪同期执行（考虑到犯罪行为重叠），而第四项控罪（独立欺诈罪）中的1年及第二项控罪（独立2,000万港元巨款存款）中的6个月与第一项控罪分期执行。这种方式既避免了重复惩罚，又准确反映了整体犯罪行为的严重程度。

5. 对家族办公室、总法律顾问及中介机构的启示

肖锐案的裁决确立了一个严酷的现实：在底层资产无法通过法证手段核实的情况下，香港法院将根据环境证据原则（R v Kwan Ping Bong）推论犯罪意图。为确保跨境合规，必须强制执行以下标准：

I. 强制执行区块链法证级的资金来源审查

依靠传统的“早期发家”口头陈述来解释突发的大额资金流转已不再具备可行性。财富管理者必须建立完整的不可篡改证据链。任何源自虚拟资产生态系统的资产，必须附有已记录的交易哈希（TXID）、已验证的公钥钱包地址架构、交易所出入金账单以及匹配的历史税务申报记录。所有记录应至少保存7年。

II. 严禁使用点对点地下钱庄中介

通过地下网络转移资产以规避外汇管控，在洗钱诉讼中将被视为极具证明力的犯罪意图标志。虽然地下钱庄本身在香港可能不构成独立罪行，但它可作为具有证明力的环境证据。若地下网络将客户的资金池与无关联的三方贸易发票混同，资产所有人将在 《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 客观测试下直接面临个人起诉。所有资金流动必须限制在具备可核实受益人数据的机构清算渠道内。

III. 动态政治敏感人物隔离与历史文件追溯审计

鉴于廉政公署在本案中调取了2013年的历史文件来锚定2026年的审讯，合规顾问必须认识到，历史资产审查面临着长期的跨部门穿透风险。中介机构必须对所有历史客户留存档案进行法证审查 —— 特别是与早期移民计划或涉及 PEP 的封闭式家族办公室相关的档案。对异常存款模式的持续监控至关重要。

IV. 家族办公室治理 — 结构化的核心考量

本案表明，仅仅设立一个公司结构不足以抵御洗钱法律责任。当结构不产生经济活动或利润、资产在无商业合理性的情况下混同、且不存在真实的第三方业务关系时，法院将刺破公司外壳。家族办公室必须确保其结构具备实质性经济活动，并为所有资产变动保留董事会会议记录及商业合理性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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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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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决理由